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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定刘备，诸葛亮必有想法。
其实，跟曹操一样，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，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。他在蜀汉执行的，实际上是一条“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”，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。23
比如“以法治国”。
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，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。但，人治和法治，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，甚至五五开。他杀孔融，杀崔琰，杀杨修，就毫无法治可言，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，也曾“法办”过自己。24
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，甚至二八开。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，冤杀过益州大族，但那或者是不得已，或者有政治需要。只要有可能，他总是尽量公正。25
结果怎么样呢？
贵贱贤愚无不叹服，也无不怨恨。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，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。事实上，公平不等于不严峻，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。所以，一方面是“刑政虽峻而无怨者”，另一方面是“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”。26
那么，诸葛亮的法，是严刑峻法吗？
当然。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，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。这样看，就连彭羕一案，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，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。但更重要的，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。言论自由？休想！
就连诸葛亮自己，也谨小慎微。
谨慎也是政治需要。要知道，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，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、劳民伤财，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。高处原本不胜寒，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？
也怕的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要做到“专权而不失礼，行君事而国人不疑”，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。至少，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，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。正是这种高风亮节，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。27
问题是，他有必要那么累吗？
也没有。
事实上，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。诸葛亮去世以后，刘禅不再任命丞相，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，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。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，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？
刘禅也不糊涂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，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，刘禅却很沉着冷静。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，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，东西两方相互呼应，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，才发动进攻。28
弱智吗？否！
那么，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，不肯还政于君？
也许，他是要政改。
或者说，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。
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，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、皇权与相权、宫中与府中。皇帝是国家元首，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；宰相是政府首脑，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，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。
这种制度，就叫“虚君实相”。
虚君实相，好吗？
不算最好，但也不坏。因为按照这种制度，皇帝授权而不负责，宰相负责而无主权。一旦国家有事，并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，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“责任内阁”或“可以问责之政府”。
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。《出师表》说：“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，不效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”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，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。
但，这里面问题很多。
首先，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，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？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，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。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，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。
其次，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。刘备当然运气很好，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。蒋琬去世后，他干脆“自摄国事”，结果成为亡国之君，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。
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，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。
如果。
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，甚至吕洞宾的师兄。人们为他的“出师未捷”唏嘘不已，对他的“三顾乃见”羡慕有加，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，摇着鹅毛扇，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，并美其名曰“智慧的象征”。29
虚君实相，以法治国，无人提及。
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想都别想。
也许这就是历史。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，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。
诸葛亮的在天之灵，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。
那么，曹操呢？
再说曹操
曹操不但孤独，而且冤屈。许多事情别人做得，他做不得。比如来敏和彭羕，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。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，没有任何人批评；曹操并没有杀祢衡，却要背上千古骂名。公平吗？有道理吗？
没道理，但有原因。
原因之一，是曹操在中原，在中央，士族云集举世瞩目，局面大动静也大。蜀汉则相反。所以同样一件事，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，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。
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。
敌意是深不可测的。众所周知，士族在东汉末年，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。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，也可以有两种方式：一是和平过渡，二是武装斗争。然而董卓入京，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；官渡之战，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。董卓和曹操，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？
相比之下，曹操又更可恨。
的确，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，他的问题是粗鲁、野蛮和没有教养。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。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，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，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，天下士族同仇敌忾，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。30
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，也因为此。
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，陈宫是出了大力的。然而边让被杀后，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。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，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。31
曹操于心不忍，便叫着陈宫的字说：公台，你死了不要紧，你的母亲可怎么办，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！
陈宫却义无反顾。他长叹一声说：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，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，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，全在明公您了。说完，昂首走向刑场。32
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，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。相反，也许正是在那一刻，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“法家寒族之政权”的信念，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，也没有路线图。
然而影响却极大。
事实上，正是曹操在不断向世人证明，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，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“儒家士族路线”才能成功。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“后袁绍时期”胜出的原因，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。
天下变成三国，原因也在于此。
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。因为历史已经证明，对于帝国制度来说，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，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。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，便既不是袁绍的“士族儒家”，也不是曹操的“庶族法家”，而是“庶族儒家”，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。
但，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，才可以实现的。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，也有着历史的必然。曹操既超前又失误，岂能不败？
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，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，耽误了他们的时间。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，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“妖魔化”。
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。
曹操最大的失误，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。不妨设想，如果曹操不称魏王，甚至不封魏公、不建魏国，哪怕曹家世代为相，事情会怎么样呢？
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。
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。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，都封了县侯，也都兼任州牧。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，那简直就是“双胞胎”──
曹操：武平侯，丞相，领冀州牧。
诸葛：武乡侯，丞相，领益州牧。
曹操多出来的，只有魏王的王爵。
因此，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：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·波拿巴身上，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。同样，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，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。33
与此同时，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。
不可否认，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。他的心系天下，忧国忧民，鞠躬尽瘁，廉洁奉公，谦虚谨慎，以身作则，都堪称千古楷模。但诸葛亮成为神，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。主要的原因，还是社会需要典型。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，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，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。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。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，也需要反面典型。
事实上，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，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；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，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。这枚硬币就是人性，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。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，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；诸葛亮既然是后浪，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。
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，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。因此，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，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：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，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。羽扇指点处，谈笑风生间，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。
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，而是魏晋的。没错，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，而不是三国的将军。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，就像曹操是诗人；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。
但，三国是三国，魏晋是魏晋。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，风采、气度、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。
那么，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？
后记何时忘却三国
有朋友说：很期待你的中华史《三国纪》这一卷。
哦，是吗？
他很期望，我很惆怅。
三国，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事实上，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，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，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，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，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讲述的，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，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，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，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，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，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那么，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？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，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，曹操是哭了的；赤壁战败之后，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（郭嘉）在，不使孤至此”的话，还失声痛哭说：哀哉奉孝！痛哉奉孝！惜哉奉孝！1
但，也仅此而已。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，做足了文章：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，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：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，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，前一哭胜过了赏，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接下来，他们不无嘲讽地说：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，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，真是奸得可笑！
请问，这还是历史吗？
当然不是，但可看，好看，让人想看。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，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，可以移花接木，张冠李戴，无中生有，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，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，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：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，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，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，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，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：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，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。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。比如他们说：忠厚人乖觉，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；老实人使心，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：英雄所自负者，义耳；奸雄所自负者，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，还有价值取向。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：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，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，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，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，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，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，一个“妒忌阴险”，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，全无惺惺相惜、光明磊落可言。2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，艳若桃花；溃烂之时，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，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，不可疑吗？3
实际上，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，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：心机，算计，权术，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，谁不想要？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，不必吧？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，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？臣忠于君，子忠于父，妻忠于夫。但，君要忠于臣吗？父要忠于子吗？夫要忠于妻吗？不用。请大家想想，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？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，正义，仁义，情义，信义，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？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，又该如之何？谁都没有解释，谁都说不清楚，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，你说我不仁，我说你不义。